作品介紹
《史記》記載了上自中國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,下至漢武帝(公元前122年),共3000多年的曆史。作者司馬遷以其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的史識,使《史記》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。
《史記》全書包括十二本紀(記曆代帝王政績)、三十世家(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、勳貴興亡)、七十列傳(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,主要叙人臣,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)、十表(大事年表)、八書(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、樂、音律、曆法、天文、封禅、水利、财用),共一百三十篇,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。
《史記》最初沒有固定書名,或稱“太史公書”,或稱“太史公記”,也省稱“太史公”。“史記”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,從三國時期開始,“史記”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“太史公書”的專稱。
《史記》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産生了深遠影響。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曆代“正史”所傳承。同時,《史記》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着作,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,被魯迅譽為“史家之絕唱,無韻之離騷”,有很高的文學價值。劉向等人認為此書“善序事理,辯而不華,質而不俚”。與司馬光的《資治通鑒》并稱“史學雙壁”
全書有本紀十二篇,表十篇,書八篇,世家三十篇,列傳七十篇,共一百三十篇。班固在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中提到《史記》缺少十篇。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《景帝本紀》、《武帝本紀》、《禮書》、《樂書》、《律書》、《漢興以來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列傳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龜策列傳》、《傅靳列傳》。後人大多數不同意張晏的說法,但《史記》殘缺是确鑿無疑的。今本《史記》也是一百三十篇,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,漢元帝、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《史記》,今本《史記》中“褚先生曰”就是他的補作。
《史記》取材相當廣泛,取自《諜記》、《五帝系諜》、《尚書》、《秦記》、《牧民》、《山高》、《乘馬》、《輕重》、《九府》及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司馬兵法》、《春秋曆譜諜》、《春秋(史書)》、《國語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天問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等;當時社會上流傳的《世本》、《國語》、《國策》、《秦記》、《楚漢春秋》、《諸子百家》等着作和國家的文書檔案,以及實地調查獲取的材料,都是司馬遷寫作《史記》的重要材料來源。
特别可貴的是,司馬遷對搜集的材料做了認真地分析和選擇,淘汰了一些無稽之談。對一些不能弄清楚的問題,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,或者記載各種不同的說法。由于取材廣泛,修史态度嚴肅認真,所以,《史記》記事翔實,内容豐富。
作品目錄
分類
《史記》分本紀、表、書、世家、列傳五部分。
全書共一百三十卷,有十二本紀、十表、八書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傳,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。其中本紀和列傳是主體。它以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,各種體例分工明确,其中,“本紀”、“世家”、“列傳”三部分,占全書的大部分篇幅,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曆史的,由此,司馬遷創立了史書新體例“紀傳體”。
“本紀”是全書提綱,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;
“表”用表格來簡列世系、人物和史事;
“書”則記述制度發展,涉及禮樂制度、天文兵律、社會經濟、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内容;
“世家”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;
“列傳”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數民族的傳記。
内容
作者簡介
司馬遷(公元前145年~公元前87年),西漢史學家、思想家、文學家。字子長,左馮翊夏陽(今陝西韓城南芝川鎮)人。着有《史記》,《漢書·藝文志》着錄有《司馬遷賦》八篇;《隋書·經籍志》有《司馬遷集》一卷。
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,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,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。後來,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,開始寫《史記》,十多年後,終于完成。
大約二十歲,司馬遷開始外出遊曆——“南遊江、淮,上會稽,探禹穴,窺九疑,浮于沅、湘,北涉汶、泗,講業齊、魯之都,觀孔子之遺風,鄉射鄒、峄,厄困鄱、薛、彭城,過梁楚以歸。”回到長安以後,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,随漢武帝到過平涼、崆峒,又奉使巴蜀,他到過最南邊是昆明。
漢武帝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司馬遷三十八歲時,正式做了太史令,有機會閱覽漢朝官藏的圖書、檔案以及各種史料。他一邊整理史料,一邊參加改曆。等到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,我國第一部曆書《太初曆》完成,他就開始撰寫《史記》。
天漢二年(公元前99年),司馬遷因為替李陵辯護,而被關入監獄,并處以宮刑。太始元年(公元前96年)司馬遷出獄,後當了中書令。直到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《史記》全書得以完成。
建元五年(公元前136年),10歲,在夏陽耕讀。《太史公自序》:“耕牧河山陽,年十歲,則誦古文。”
建元六年(公元前135年),11歲。窦太後死,漢武帝罷黜黃老之言,發動尊儒。
元光元年(公元前134年),12歲。是年董仲舒上“天人三策”。漢武帝罷黜百家,獨尊儒術。司馬遷時在夏陽耕讀,時在長安求學。
元朔二年(公元前127年),19歲,從夏陽遷居長安。從孔安國學《尚書》,從董仲舒學《春秋》。孔安國為侍中。
元朔三年(公元前126年),20歲,開始外出遊曆,回長安後,為漢武帝近侍郎中,随漢武帝到過平涼、崆峒,又奉使巴蜀。
元封元年(公元前110年),36歲。漢武帝封禅泰山,司馬談病死洛陽。司馬遷到泰山參加封禅。
元封三年(公元前108年),38歲,正式做太史令,一邊整理史料,一邊參加改曆。
太初元年(公元前104年),42歲,《太初曆》完成,開始編寫《史記》。
天漢二年(公元前99年),47歲,漢武帝攻打匈奴,騎都尉李陵投降。司馬遷為其辯護,下獄,遭宮刑。(《史記》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獄的時間中完成的)
太始元年(公元前96年),50歲,漢武帝改元大赦。司馬遷出獄後當了中書令。
征和二年(公元前91年),55歲,完成了《史記》。
創造背景
司馬遷着《史記》,其史學觀念在于“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”。
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,并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,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系的演變,從而了解“古今之變”的關鍵,探求出曆史動态發展變化的層面,最終完成“一家之言”。
司馬氏世代為太史,為繼承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,整理和論述上代曆史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說:“談乃據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,接其後事,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《春秋》以後的史事。
元封元年,漢武帝進行封禅大典,司馬談身為太史令,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,引為終生之憾,憂憤而死。他死前将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:“今天子接千歲之統,封泰山,而餘不得從行,是命也夫!餘死,汝必為太史,無忘吾所欲論着矣”司馬遷則回答道:“小子不敏,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。”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着。而《史記》以《封禅書》為其八書之一,即見其秉先父之意。
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說::“先人有言,自周公卒,五百歲而有孔子,孔子卒後,至于今五百歲,有能紹明世,正《易傳》、繼《春秋》、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,意在斯乎?意在斯乎?小子何敢讓焉?”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,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。
《春秋》的下限,到魯哀公獲麟之年,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。司馬遷是紹繼《春秋》,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“獲麟”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,撰寫史記。
然而,司馬遷繼承《春秋》,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,而且是重視《春秋》的性質,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說:“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紀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猶豫,善善惡惡,賢賢賤不肖,存亡國,繼絕世,補敝起廢,王道之大者也……《春秋》以道義,撥亂世,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”可見司馬遷對“春秋之義”和“春秋筆法”心儀已久,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、秉承《春秋》褒貶精神,撰述《史記》。
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曆史的計劃,可惜卻“發憤而卒”,臨終前叮囑司馬遷,認為“自獲麟以來,史記放絕。今漢興,海内一統,明主、賢君、忠臣、死義之士”甚多,司馬遷身為太史公,有完成論載上代曆史的任務。
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:“且餘嘗掌其官,廢明聖盛德不載,滅功臣、世家、賢大夫之不述,隳先人之言,罪莫大焉。”因此,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“述往事以思來者”的責任感,決意撰述《史記》。
纂修動機
秉承先父遺志
司馬氏世代為太史,為繼承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,整理和論述上代曆史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說:“談乃據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楚漢春秋》,接其後事,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《春秋》以後的史事。元封元年,漢武帝進行封禅大典,司馬談身為太史令,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,引為終生之憾,憂憤而死。
他死前囑咐兒子司馬遷說:“今天子接千歲之統,封泰山,而餘不得從行,是命也夫!餘死,汝必為太史,無忘吾所欲論着矣……”司馬遷則回答道:“小子不敏,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。”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着。司馬遷幼年時就很刻苦,十歲開始學習當時的古文,後來跟着董仲舒、孔安國學過《公羊春秋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。漢武帝元朔三年,司馬遷二十歲,滿懷求知的欲望,遊遍了祖國的名山大川,到處考察古迹,采集傳說。通過對曆史遺迹和西漢建國前後的史實的實地調查,司馬遷開闊了胸襟,增長了知識,為後來編寫《史記》作了很好的準備。
而《史記》以《封禅書》為其八書之一,亦見其秉先父之意。
繼承春秋精神
司馬遷為了繼承孔子編撰《春秋》的思想,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說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,有能紹明世,正易傳,繼春秋,本詩書禮樂之際?’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讓焉。”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,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。
《春秋》的下限,到魯哀公獲麟之年,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。司馬遷是紹繼《春秋》,并以漢武帝元狩元年“獲麟”,撰寫《史記》。
然而,司馬遷繼承《春秋》,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,而且是重視《春秋》的性質,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說:“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紀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猶豫,善善惡惡,賢賢賤不肖,存亡國,繼絕世,補敝起廢,王道之大者也。易着天地陰陽四時五行,故長于變;禮經紀人倫,故長于行;書記先王之事,故長于政;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,故長于風;樂樂所以立,故長于和;春秋辯是非,故長于治人。是故禮以節人,樂以發和,書以道事,詩以達意,易以道化,《春秋》以道義。撥亂世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”
可見司馬遷對“春秋之義”和“春秋筆法”心儀已久,他要承孔子的真意,秉承《春秋》褒貶精神,撰述《史記》。
肩負史家職責
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曆史的計劃,可惜卻“發憤而卒”,臨終前叮囑司馬遷,認為“自獲麟以來,史記放絕。今漢興,海内一統,明主、賢君、忠臣、死義之士甚多”,司馬遷身為太史公,有完成論載上代曆史的任務。司馬遷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:“且餘嘗掌其官,廢明聖盛德不載,滅功臣、世家、賢大夫之不述,隳先人之言,罪莫大焉。”因此,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“述往事以思來者”的責任感,決意撰述《史記》。
在《報任安書》中也透露出着述《史記》的目的,他說“凡百三十篇,亦欲以究天人之際,通古今之變,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,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。
傳播曆史
《史記》有兩部,一部在司馬遷的工作場所(宮廷);副本在家中。在漢宣帝時期,司馬遷的外孫楊恽開始把該書内容向社會傳播,但是篇幅流傳不多,很快就因為楊恽遇害中止。
《史記》成書後,由于它“是非頗謬于聖人,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,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,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,此其所蔽也。”(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),被指責為對抗漢代正宗思想的異端代表。因此,在兩漢時,《史記》一直被視為離經叛道的“謗書”,不但得不到應有的公正評價,而且當時學者也不敢為之作注釋。
在西漢即使諸侯都沒有全版的《太史公書》,東平王向朝廷要求賞賜宮廷中的《太史公書》也遭到拒絕。因為《史記》中有大量宮廷秘事,西漢嚴禁洩露宮廷語,因此隻有宮廷人員才能接觸到該書。漢宣帝時褚少孫在宮廷中閱讀該書,其中已經有些篇幅不對宮廷官員開放,到班固父子時,宣稱缺少了十篇,班固家被皇室賜予《太史公書》副本,其中也少了十篇。
司馬遷創作的《史記》比較廣泛地傳播流行,大約是在東漢中期以後。成為司馬遷着作的專稱,也開始于這個時候。據現知材料考證,最早稱司馬遷這部史着為《史記》的,是東漢桓帝時寫的《東海廟碑》。在這以前,《史記》都稱為《太史公書》、《太史公記》或簡稱《太史公》。
東漢朝廷也曾下诏删節和續補《史記》。《後漢書·楊終傳》雲,楊終“受诏删《太史公書》為十餘萬言”。表明東漢皇室依然不願全部公開《史記》,隻讓楊終删為十多萬字發表。被删後僅十餘萬言的《史記》,在漢以後即失傳,以後一直流傳的是經續補的《史記》。
漢晉時期對《史記》也有一些積極的評價,西漢劉向、揚雄“皆稱遷有良史之材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華,質而不俚,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虛美,不隐惡,故謂之實錄”。(《漢書·司馬遷傳》)西晉華峤也說:“遷文直而事核。”(《後漢書·班彪傳論》。據李賢注,此句為“華峤之辭”。)在晉代,也有人從簡約的角度誇獎《史記》。張輔說:“遷之着述,辭約而事舉,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。”(《晉書·張輔傳》)
這些評價雖然不錯,但在今天看來,卻還遠不足以反映出《史記》的特殊地位,因為得到類似評價的史書并不止《史記》一家。如《三國志》作者陳壽,“時人稱其善叙事,有良史之才。”(《晉書·陳壽傳》)南朝劉勰說“陳壽三志,文質辨恰。”(《文心雕龍·史傳》)華峤所撰《後漢書》在西晉也頗受好評,時人以為“峤文質事核,有遷固之規,實錄之風”。(《晉書·華峤傳》)至于說到簡約,那也不是《史記》獨有的,如“孫盛《陽秋》,以約舉為能”,(《文心雕龍·史傳》)幹寶《晉紀》,“其書簡略,直而能婉,鹹稱良史”。(《晉書·幹寶傳》)總之,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,人們并沒有把《史記》看得很特殊。
唐朝時,由于古文運動的興起,文人們對《史記》給予了高度的重視,當時著名散文家韓愈、柳宗元等都對《史記》特别推崇。
宋元之後,歐陽修、鄭樵、洪邁、王應麟各家,以及明朝的公安派、清朝的桐城派,都十分贊賞《史記》的文筆。于是《史記》的聲望與日俱增,各家各派注釋和評價《史記》的書也源源不斷出現。
名篇語錄
名篇
梁啟超指定的史記“十大名篇”分别是:
“大江東去楚王留芳”——《項羽本紀》
“禮賢下士威服九州”——《魏公子(即信陵君)列傳》
“文武雙雄英風偉概”——《廉頗蔺相如列傳》
“功成不居不屈權貴”——《魯仲連鄒陽列傳》
“曠世奇才悲涼收場”——《淮陰侯列傳》
“官場顯形栩栩如生”——《魏其武安侯列傳》
“戎馬一生終難封侯”——《李将軍列傳》
“漢匈和親文化交融”——《匈奴列傳》
“商道貨殖安邦定國”——《貨殖列傳》
“史公記史千古傳頌”——《太史公自序》
名句
項莊舞劍,意在沛公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人為刀俎,我為魚肉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大行不顧細謹,大禮不辭小讓。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衆口铄金,積毀銷骨。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
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。《史記·李将軍列傳》
失之毫厘,謬以千裡。《史記·太史公自序》
匈奴未滅,無以家為也?《史記·衛将軍骠騎列傳》
燕雀安知鴻鹄之志哉?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
運籌帷幄之中,決勝千裡之外。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
良藥苦口利于病,忠言逆耳利于行。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
不鳴則已,一鳴驚人;不飛則已,一飛沖天。《史記·滑稽列傳》
智者千慮,必有一失;愚者千慮,必有一得。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
成語
網開一面出自《史記·殷本紀》
囊血射天出自《史記·殷本紀》
酒池肉林出自《史記·殷本紀》
左支右绌出自《史記·周本紀》
焚書坑儒出自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
指鹿為馬出自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
拔山扛鼎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先發制人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破釜沉舟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鴻門宴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項莊舞劍,意在沛公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沐猴而冠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霸王别姬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四面楚歌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無顔見江東父老出自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
一敗塗地出自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
約法三章出自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
明修棧道,暗度陳倉出自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
運籌帷幄出自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
高屋建瓴出自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
卧薪嘗膽出自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
鳥盡弓藏出自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
一狐之腋出自《史記·趙世家》
招搖過市出自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
韋編三絕出自《史記·孔子世家》
鴻鹄之志出自《史記·陳涉世家》
積毀銷骨出自《史記·張儀列傳》
毛遂自薦出自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
脫穎而出出自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
歃血為盟出自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
因人成事出自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
一言九鼎出自《史記·平原君列傳》
完璧歸趙出自《史記·廉頗蔺相如列傳》
負荊請罪出自《史記·廉頗蔺相如列傳》
怒發沖冠出自《史記·廉頗蔺相如列傳》
刎頸之交出自《史記·廉頗蔺相如列傳》
膠柱鼓瑟出自《史記·廉頗蔺相如列傳》
紙上談兵出自《史記·廉頗蔺相如列傳》
一字千金出自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
奇貨可居出自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
圖窮匕見出自《史記·刺客列傳》
背水一戰出自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
肝腦塗地出自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
多多益善出自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
雞鳴狗盜出自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
狡兔三窟出自《史記·孟嘗君列傳》
曆史貢獻
史學
一、建立傑出的通史體裁
《史記》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,網羅百代的通史名着。正因為《史記》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,開啟先例,樹立了榜樣,于是仿效這種體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繼而起了。通史家風,一直影響着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。
二、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
中國古代,史學是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内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的。所以史部之書在劉歆的《七略》和班固的《藝文志》裡,都是附在《春秋》的後面。自從司馬遷修成《史記》以後,作者繼起,專門的史學着作越來越多。于是,晉朝的荀勖适應新的要求,才把曆代的典籍分為四部:甲部記六藝小學,乙部記諸子兵術,丙部記史記皇覽,丁部記詩賦圖贊。從而,史學一門,在中國學術領域裡才取得了獨立地位。飲水思源,這一功績應該歸于司馬遷和他的《史記》。
三、建立了史傳文學傳統
司馬遷的文學修養深厚,其藝術手段特别高妙。往往某種極其複雜的事實,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貼,秩序井然,再加以視線遠,見識高,文字生動,筆力洗煉,感情充沛,信手寫來,莫不詞氣縱橫,形象明快,使人“驚呼擊節,不自知其所以然”。(《容齋随筆·史記簡妙處》)。其中,《廉頗蔺相如列傳》被列入小學生語文實驗教科書第18課《将相和》。
文學
《史記》對古代的小說、戲劇、傳記文學、散文,都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。
首先,從總體上來說,《史記》作為中國第一部以描寫人物為中心的大規模作品,為後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個重要基礎和多種可能性。
《史記》所寫的雖然是曆史上的實有人物,但是,通過“互見”即突出人物某種主要特征的方法,通過不同人物的對比,以及在細節方面的虛構,實際把人物加以類型化了。
在各民族早期文學中,都有這樣的現象,這是人類通過藝術手段認識自身的一種方法。隻是中國文學最初的類型化人物出現在曆史着作中,情況較為特别。
由此,《史記》為中國文學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。在後代的小說、戲劇中,所寫的帝王、英雄、俠客、官吏等各種人物形象,有不少是從《史記》的人物形象演化出來的。
小說
在武俠小說方面,除了人物類型,它的體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《史記》的顯着影響。中國傳統小說多以“傳”為名,以人物傳記式的形式展開,具有人物傳記式的開頭和結尾,以人物生平始終為脈絡,嚴格按時間順序展開情節,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評論,這一切重要特征,主要是淵源于《史記》的。
後世小說多以《史記》為取材之源。其中比較典型的有馮夢龍的《東周列國志》、孫皓晖的《大秦帝國》和寒川子的《戰國縱橫》。
戲劇
戲劇方面,由于《史記》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性,人物性格鮮明,矛盾沖突尖銳,因而自然而然成為後代戲劇取材的寶庫。
據傅惜華《元代雜劇全目》所載,取材于《史記》的劇目就有180多種。據李長之統計,在現存132種元雜劇中,有16種采自《史記》的故事。其中包括《趙氏孤兒》這樣的具有世界影響的名作。已經失傳的類似作品,當然更多。到後來的京劇中,仍然有許多是取材于《史記》的,如衆所周知的《霸王别姬》等。
宋元時期,随着中國戲劇的形成與成熟,《史記》的内容與藝術也影響到戲劇創作。例如宋元戲文有《趙氏孤兒報冤記》;元明雜劇有《冤報冤趙氏孤兒》(元·紀君祥)、《卓文君私奔相如》(明·朱權)、《灌将軍使酒罵座記》(明·葉憲祖);。明清傳奇有《竊符記》、《易水歌》(清·徐沁);地方戲及新編曆史劇有《搜孤救孤》(京劇)、《卧薪嘗膽》(漢劇越劇)、《和氏璧》(同州梆子)、《完璧歸趙》(京劇)、《鴻門宴》(京劇川劇漢劇秦腔)、《蕭何月下追韓信》(京劇川劇漢劇秦腔)、《霸王别姬》(京劇)、《大風歌》(話劇)。
文學
在傳記文學方面,由于《史記》的紀傳體為後代史書所繼承,由此産生了大量的曆史人物傳記。
雖然,後代史書的文學性顯着不如《史記》,但其數量既浩如瀚海,如果将其中優秀傳記提取出來,也是極為可觀的。
此外,史傳以外的别傳、家傳、墓志銘等各種形式的傳記,也與《史記》所開創的傳記文學傳統有淵源關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