呂氏春秋

呂氏春秋

雜家名著
《呂氏春秋》是戰國末年(公元前“239”年前後)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撰的雜家(儒、法、道等等)著作,又名《呂覽》。[1] 《呂氏春秋》,又稱《呂覽》,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, 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雜家名著。成書于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。此書以“道家學說”為主幹,以名家、法家、儒家、墨家、農家、兵家、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,熔諸子百家學說于一爐,閃爍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。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一後的意識形态。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,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。《呂氏春秋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,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,全書共分二十六卷,一百六十篇,二十餘萬字   。《呂氏春秋》分為十二紀、八覽、六論,注重博采衆家學說,以道家思想為主體兼采陰陽、儒墨、名法、兵農諸家學說而貫通完成的一部著作。所以《漢書·藝文志》等将其列入雜家。高誘說《呂氏春秋》“此書所尚,以道德為标的,以無為為綱紀”
  • 作品名稱:呂氏春秋
  • 外文名:
  • 作品别名:
  • 作者:呂不韋
  • 創作年代:秦朝
  • 作品出處:
  • 文學體裁:

内容簡介

《呂氏春秋》,又稱《呂覽》,是在秦國相邦呂不韋的主持下,集合門客們編撰的一部雜家名著。成書于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夕。此書以“道家學說”為主幹,以名家、法家、儒家、墨家、農家、兵家、陰陽家思想學說為素材,熔諸子百家學說于一爐,閃爍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。呂不韋想以此作為大秦統一後的意識形态。但後來執政的秦始皇卻選擇了法家思想,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諸子百家全部受挫。《呂氏春秋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,是戰國末期雜家的代表作, 全書共分二十六卷,一百六十篇,二十餘萬字。

《呂氏春秋》分為十二紀、八覽、六論,注重博采衆家學說,以道家思想為主體兼采陰陽、儒墨、名法、兵農諸家學說而貫通完成的一部著作。所以《漢書·藝文志》等将其列入雜家。高誘說《呂氏春秋》“此書所尚,以道德為标的,以無為為綱紀”。

《呂氏春秋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,上應天時,中察人情,下觀地利,以道家思想為基調,堅持無為而治的行為準則,用儒家倫理定位價值尺度,吸收墨家的公正觀念、名家的思辨邏輯、法家的治國技巧,加上兵家的權謀變化和農家的地利追求,形成一套完整的國家治理學說。

戰國晚期的呂不韋,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商人。他由商入政,扶立國君,進入政治高層。他志向宏大,主編《呂氏春秋》,留下了“一字千金”的典故。後人一般把《呂氏春秋》歸入雜家。在管理思想史上,這部書有着特殊的價值。它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有組織按計劃編寫的文集。從學術角度觀察,它具有濃厚的自然主義色彩;從管理角度觀察,它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。《呂氏春秋》通過對先秦諸子的修正,形成了自己的特色,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、整體性和深刻性上,都有自己的建樹。從陰陽五行的理論架構,到經驗主義的具體論證;從養生和貴己的“内聖”,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“外王”;從個人和國家、社會和政權之間的關系調适,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、物理、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,形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。《呂氏春秋》總括先秦諸子,開啟秦漢先聲,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
哲學意義上的自然主義,是對人類反省而形成的。反映在國家治理思維上,對自然法理論完整化體系化。自然法學說認為,人類社會的現存法律為人定的(包括制定法和習慣法),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。所謂自然法,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,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,表現了自然的和諧和完美。人定法則由于人類的認識局限和私利屏蔽,肯定會有缺陷,因之,人定法必須服從于自然法。具體的法理,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當性,不可能經由人定法來證明,而必須依賴于自然法來證明,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沒有合法性。合于自然法為“善法”,不合于自然法為“惡法”,惡法非法。在中國,老子的道,具有自然法的意義,但是,老子僅僅強調了“道法自然”,再沒有細說。《呂氏春秋》則發展了老子的思想,通過十二紀,把人的行為與自然秩序一體化,在自然秩序中驗證社會管理的正當性。

思想要點

《呂氏春秋》是戰國末期秦相國呂不韋組織門客編寫的雜家著作,又稱《呂覽》。全書貫徹了呂不韋的思想文化觀念及政治主張。戰國末期政治上統一的趨勢加強,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,在此背景下産生的《呂氏春秋》,注重博采衆家學說。以今人眼光衡量,《呂氏春秋》一書的寫作目的,是為了綜合各家學說之長,指導秦國統治階級兼并六國,建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,并實現長治久安。它對各家學說實際上是有所吸收,有所揚棄,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較合理,進步和有利于實現上述目的的内容。因而它是“雜而不雜”,宗旨明确。

《呂氏春秋》明确聲明它是“集腋成裘”。不管哪家哪派,隻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綜合進來。體現了黃老的優點與包容性。《用衆》篇說:“天下無粹白之狐,而有粹白之裘,取之衆白也。……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贲矣,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,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,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。夫以衆者,此君人之大寶也。”《呂氏春秋》對先秦各家各派着重審視其優長,偏重于汲取其精粹,力圖超出門戶之見,它說:“老耽貴柔,孔子貴仁,墨翟貴兼,關尹貴清,列子貴虛,陳骈貴齊,陽生責己,孫膑貴勢,王廖貴先,兒良貴後,此十入者,皆天下之豪士也。”由于《呂氏春秋》有這種兼容并包的眼光,故能取精用宏,融彙百家,以道貫之。

《呂氏春秋》繼承發揚齊萬物思想認為“一則治,異則亂;一則安,異則危。”(《不二》)思想統一後,才能“齊萬不同,愚智工拙,皆盡力竭能,如出一穴。”統一的過程,實際上是一個批判吸收的過程。所以,《呂氏春秋》對各家思想都進行了改造、發展與摒棄。例如,儒家主張維護君權,這種思想被《呂氏春秋》吸收了,但是它是以獨特的面目出現的。它主張擁護新“天子”,即建立封建集權國家。它說:“今周室既災,而天子已絕,亂莫大于無天子。”(《謹聽》):“天下必有天子,所以一之也,天子必執一,所以抟之也。一則治,兩則亂。”(《執一》)孔子主張維護周王朝的一統天下,但并沒有強調專制問題, 《呂氏春秋》卻有了“執一”、“抟”這樣的觀念。“執一”和“抟”就是中央集權。這是對先秦儒家思想的發展。又如對墨家思想,《呂氏春秋》對墨子提倡的“節葬”觀念是贊同的,所以,它對當時厚葬的風氣進行了批評:“愈侈其葬,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,生者以相矜尚也。侈靡者以為榮,儉節者以為陋,不以便死為故,而徒以生者之诽譽為備。(《節喪》)但是,墨子是主張“非攻”的,即反對戰争的。《呂氏春秋》便對此進行了批駁:“夫攻伐之事,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。攻無道而伐之義,則福莫大焉,黔首利莫厚焉。禁之者,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,是務湯武之事而遂桀纣之過也。”(《振亂》)《呂氏春秋》主張興“義兵”,“義兵至,則鄰國之民,歸之著流水,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,行地滋遠,得民滋衆,兵不接刃,而民服若化。”(《懷寵》)《呂氏春秋》認為,一味地反對戰争是沒有意義,并且是不對的,正義的戰争,即“攻無道而伐不義”的戰争,不僅可以除暴安良,而且還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。這實際是為秦國進行統一中國的戰争辯護。

在物質的起源問題上,《呂氏春秋》把宋尹學派的“精氣”說拿過來加以發展。宋尹學派認為:“凡物之精,此則為生,下生五谷,上為列星。”而《呂氏春秋》說:“萬物所處,造于太一,化于陰陽。”(《大樂》)這就是說,“太一”是萬物的本源,世界萬物都是從“太一”那裡派生出來的,并由陰陽二氣變化而成的。“太一”是什麼呢?它說:“道也者,視之不見,聽之不聞,不可為狀……道也者,不可為形,不可為名。強為之,謂之太一。“道”就是“太一”,“太一”就是“精氣”。由這裡的論述可以明顯地看到老子的影響。《呂氏春秋》認為,由“精氣”(道)派生出來的萬物是在不停地運動着的,“與物變化,而無所終窮”。(《下賢》)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,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,都在不停地運動。“天為高矣,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。地為大矣,而水泉草毛羽裸鱗未嘗息也。”(《觀表》)但值得注意的是,《呂氏春秋》把物質的運動看作是一個循環反複的過程。“物動則萌,萌而生,生而長,長而大,大而成,成乃衰,衰乃殺,殺乃藏,圜道也。”(《圜道》)

在社會曆史觀上,《呂氏春秋》繼承了黃老的進步曆史觀,認為曆史是不斷發展的:“今之于古也,猶古之于後世也。今之于後世,亦猶今之于古也。故審知今,則可知古,知古則可知後,古今前後一也。”(《長見》)這就是說,曆史的發展是一環扣一環的,今之視者,亦猶後之視今,無古不成今。了解過去,有助于了解今天。但是,了解過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變,恰恰相反,當時代變化了,相應的法規、政策等也應該變化,以适應時代的需要:“無法則亂,守法而弗變則悖;悖亂不可以持國。世易時移,變法宜矣……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,變法者因時而化。”它還用兩個寓言故事來說明這一道理:楚人有涉江者,其劍自舟中墜入于水,遽契其舟曰:“是吾劍之所以墜。”舟止,從其所契者,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,而劍不行,救劍若此,不亦惑乎!荊人欲襲宋,使人先表澭水。澭水暴益,荊人弗知,循表而夜涉,溺死者千有餘人,軍驚而壞都舍。這兩則寓言都見于《察今》。前一則就是我們很熟悉的“刻舟求劍”。這兩則寓言故事都是諷刺那種泥古不知變的人,這也是生動地表現了《呂氏春秋》的曆史觀。

《呂氏春秋》繼承了老莊的無為思想,主張鞏固政權在于清靜無為,“有道之主,因而不為”,“虛靜以待”。(《知度》),隻有這種“無為”、“虛靜”,才能達到無為而無不為的自由境界。《呂氏春秋》還表現了一定的音樂美學思想。它将音樂的産生與宇宙萬物聯系起來,提出“生于度量,本于太一”(《太樂》),又從“心”“物”感應關系,論述了音樂産生的心理過程。提出了“适”的概念,強調要音“适”和心“适”,才能獲得美的感受。

各家論述

關于儒家

《呂氏春秋》吸收了儒家的仁義學說,贊同儒家的孝悌之道。至于法家主張的嚴刑厚賞,呂氏認為屬于“衰世之政”。在這裡,呂氏用儒家學說作為批評法家的依據。既然遵從儒家的德治理論,就要承認仁者愛人的血緣來源。在呂氏眼裡,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,“孝子之重其親也,慈親之愛其子也,痛于肌骨,性也。”(《節葬》)縱觀《呂氏春秋》可以發現,其《孝行覽》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,有一部分同《禮記》重合。它強調:“凡為國家,治天下,必務本而後末。所謂本者,非耕耘種殖之謂,務其人也。務其人,非貧而富之,寡而衆之,務其本也。務本莫貴乎孝。人主孝則名章榮,下服聽,天下譽;人臣孝則事君忠,處官廉,臨難死;士民孝則耕芸疾,守戰固,不罷北。夫孝,三皇五帝之本務,而萬事之紀也。”國事萬機,綱要在孝。“夫執一術而百善至、百邪去、天下從者,其惟孝也。”(《孝行》)仁義禮智,均以孝為基石。但是,在其他篇章中,呂氏對儒家學說能否治國也有疑問。“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,皆以仁義之術教導于天下,然而無所行。教者術猶不能行,又況乎所教?是何也?仁義之術外也。夫以外勝内,匹夫徒步不能行,又況乎人主?唯通乎性命之情,而仁義之術自行矣。”(《有度》)在呂不韋眼裡,儒家學說好是好,可惜孔門弟子做不到,自己也做不到,就更談不上推廣了。不能推廣的原因是孔門的仁義之術來自外生變量,隻有通達性命之情,把仁義變為内生變量,德治才可實施。而通達性命之情,則要遵循儒家的清靜無為。由此,呂氏提出了一個對管理者來說十分重要的辯證邏輯:“事多似倒而順,多似順而倒。有知順之為倒、倒之為順者,則可與言化矣。至長反短,至短反長,天之道也。”(《似順》),所以,實現儒家的德治,靠的是來自道家的自然;而道家的無為,恰恰要儒家的有為而成。這一辯證邏輯,正是呂氏參透諸子思想,發揚體行黃老思想的産物。

關于墨家

相對道、儒二家,《呂氏春秋》對墨家思想吸收較少。墨家的尊天、明鬼、非攻、非樂等主張,它基本據棄或予以駁斥。但對尚賢、兼愛之說,還是有所吸收的。《愛類》篇說:“賢人之不遠海内之路而時往來于王公之朝,非以要利也,以民為務故也。”“仁人之于民也,可以便之,無不行也。”《精通》篇強調:聖人“以愛利民為心”。《圜道》篇贊賞堯、舜“以賢者為後,不肯與其子孫”,也與墨子“官無常貴,民無終賤,有能則舉之,無能則下之”的尚賢主張相一緻。《呂氏春秋》中有一篇《節葬》,吸收并改造了墨子“薄葬短喪”的思想,主張:人死雖不為鬼,亦無知覺,但出于活着的親人在感情上的需要,送死仍要有一定的儀節,然而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國也;無有不亡之國,是無不揚之墓也”,故此厚葬是無益的。那麼社會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風呢?《節葬篇》說:“今世俗:大亂之主,愈侈其葬,則……生者以相矜尚也。侈靡者以為榮,儉節者以為陋……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。”這一見解比起墨子的節葬觀,更顯得理智和深刻。另外,《呂氏春秋》提出唯物主義的真理觀、名實觀,注重類比推理的正确運用,批駁詭辯的名辯思想,顯然也是吸收、繼承了《墨經》中的優秀思想。

關于道家

《呂氏春秋》大量吸收道家虛靜無為之說,并把它運用于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,以儒家學術貫穿全書。它說:“君也者,處虛素服而無事,故能使衆智也。智反無能,故能使衆能也。能執無為,故能使衆為也。無智,無能,無為,此君之所執也。”“善為君者無識,其次無事。有識則有不備矣,有事則有不恢矣。不備不恢,此官之所以疑,而邪之所從來也。”“天子不處全,不處極,不處盈。全則必缺,極則必反,盈則必虧。”《呂氏春秋》認同先秦儒家“無為而無不為”的主張,它說:“大聖無事而幹官盡能。”“善為君者,勞于論人而佚于治事。”《呂氏春秋》認為這種表面的“無為”,才能達到“事省而國治”的目的。相反,“人主好暴示能,好唱自奮;人臣以不争持位,以聽從取容;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”,其結果必然是君臣職能倒置,造成混亂和危殆。應該說,《呂氏春秋》中的這些見解,來自于老莊而又發展了老莊。

關于法家

《呂氏春秋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變法的必要性,明确指出:“有金鼓,所以一耳;必同法令,所以一心也;智者不得巧,愚者不得拙,所以一衆也;勇者不得先,懼者不得後,所以一力也;故一則治,異則亂;一則安,異則危。”“故治國,無法則亂,守法而不變則悖,悖亂不可以持國。事易時移,變法宜矣。”這些觀點顯然與商、韓的思想有直接的聯系。但是《呂氏春秋》對于法家“慘礉少恩”的一面,對于《韓非子》中的種種陰謀權術,是拒斥不取的。

關于農家

該書《士容論》中《上農》、《任地》、《辯土》、《審時》四篇,顯然是農家之言。《上農》篇重視農業生産,其理由是:“古先聖之所以導其民也,先務于農。民農,非徒為地利也,貴其志也。”這就是說,倡導重農,不僅為了生産,還有“貴其志”的目的。它接着說:“民農則樸,樸則易用,易用則境安,主位尊。”當然,《呂氏春秋》重農并不排商,它主張先農後商,與商鞅“困末作而利本事”的唯農抑商政策,是有區别的。

關于兵家

對于用兵作戰,呂氏繼承發展了老子”夫慈,以戰則勝,以守則固。天将救之,以慈衛之。“這一份文化遺産,尤其是它總結出的“義務必勝”的思想,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觀點。明确反對墨家的偃兵觀。他強調,人類的争鬥是自古以來存在的,所以軍事不可少。“天子之立也出于君,君之立也出于長,長之立也出于争。争鬥之所自來者久矣,不可禁,不可止,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。”家無笞杖,豎子就會為非作歹;國無刑罰,百姓就會侵淩掠奪;天下無兵,諸侯就會攻戰不已。所以,用兵如用藥,“得良藥則活人,得惡藥則殺人。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。”(《蕩兵》)如果僅僅強調非攻而不是賞有義而伐不義,就會助長無道。需要注意的是,呂氏在反對偃兵的同時,他所說的義兵,也從側面批評了不講道義隻講強國的霸道思想。

綜上所述,曆史上号稱“雜家”的《呂氏春秋》并不是混雜不分,毫無原則的。《呂氏春秋》有自己的特點。它的特點是:貫通各家學說,用平等的眼光對待各家學術,但不取鬼神、迷信的思想,而是吸取各家比較進步的思想。如對于儒家,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、修齊治平思想;對于墨家,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;對于法家,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。《呂氏春秋》雖采取各家學說,但所采取的觀點之間,并不牴牾。因此,《呂氏春秋》可謂“雜而不雜”,具有博綜衆家的融合傾向。古代的遺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。春秋戰國諸子如楊朱、宋钘、尹文、惠施、公孫龍等人的著作早已失傳,但在《呂氏春秋》中卻能找到有關他們的資料,而且因為它成書在戰國末期,和這些思想家相隔的時間較近,所以史料價值較高。

藝術特征

《呂氏春秋》是一部産生于戰國晚期的理論著作,出于衆人之手,風格不完 全統一。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練短小,文風平實暢達,用事說理頗為生動,仍然 可以稱得上是優秀的文學散文。如《重己》篇講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,先從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、人不愛昆山之玉而愛己之玉之說起,層層深入,語言樸素懇切。《貴公》篇講“聖人之治天下也,必先公”的道理,先提出論點,再以荊人遺弓、桓公問管仲等具體事例說明,叙述生動明快。其他如《貴生》、《用衆》、《順民》、《正名》、《察傳》、《似順》等篇也各有特色。《大樂》篇講音樂的産生、本質和功用等,語言簡潔流暢,有《老子》的文風,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聲中音律的押韻散文。

《呂氏春秋》在文學上的另一個突出成就是創作了豐富多彩的寓言。據初步 統計,全書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則。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國古代的神話、 傳說、故事而來,還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創造,在中國寓言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《呂氏春秋》在寓言的創作和運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,往往先提出論點,然 後引述一至幾個寓言來進行論證。如《當務》篇先提出“辨”、“信”、“勇”、 “法”四者不當的危害,然後就連用“盜亦有道”、“楚有直躬者”、“齊人之勇”和“太史據法”四個寓言來說明道理。《察今》篇為了說明“因時變法”的 主張,後面也連用“荊人涉雍”、“刻舟求劍”和“引嬰兒投江”三個寓言。如 《刻舟求劍》:“楚人有涉江者,其劍自舟中墜于水,遽契其舟,曰:‘是吾劍之所從墜。’舟止,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,而劍不行。求劍若此,不 亦惑乎?”該書的寓言生動簡練,中心突出,結尾處往往點明寓意,一語破的。

作品概括

《呂氏春秋》是戰國末期呂不韋重要的巨著,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,當時正是秦國統一六國的前夕。其書“基本上以儒家為宗,取各家之長而棄其短,所以能成一家之言 [6]  。”是秦漢雜家的代表作之一 [2]  。呂不韋是秦國一代名相,任職于戰國末年。呂因散盡家财幫助在趙國為人質的嬴異人立嫡有大功勞,在異人繼位為秦莊襄王後,被任用為秦國丞相。

在戰國時期,魏國有信陵君,楚國有春申君,趙國有平原君,齊國有孟嘗君,他們都禮賢下士,結交賓客。并在這方面要争個高低上下。呂不韋認為秦國如此強大,所以他也招來了文人學士,給他們優厚的待遇,門下多達三千人。與四公子不同的是,呂不韋招攬門客,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,卻十分注重文才。原來,呂不韋有他自己的見解。他素來善于謀略,瞧不起那些頭腦簡單的勇夫。再說秦國猛将如雲,軍力強大,沒有必要再蓄養征殺之士,還有一個原因,其時許多善辯之士紛紛著書立說,廣為流傳,不但天下聞名,還可傳之後世,永垂青史,這一點尤其令呂不韋眼熱。呂不韋本是商人出身,沒有條件去著書立說,但他可以借助這些擅長舞文弄墨的門人,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和願望。那時各諸侯國有許多才辯之士,像荀卿那班人,著書立說,流行天下。

待到一切準備就緒,呂不韋就令門下凡能撰文者,每人把自己所聞所見和感想都寫出來。等到文章交上來後,五花八門,寫什麼的都有,古往今來、上下四方、天地萬物、興廢治亂、士農工商、三教九流,全都有所論及,許多文章還有重複。呂不韋又挑選幾位高手對這些文章進行篩選、歸類、删定,綜合在一起成書,取名叫《呂氏春秋》。呂不韋對此書十分看重,他自己認為這部号稱《呂氏春秋》的書是傑作,誇口說該書是包攬了“天地、萬物、古今”的奇書。例如在相當全書總序的《序意篇》中就這樣寫道:“凡十二紀者,所以紀治亂存亡也,所以知壽夭吉兇也,上揆之天、下驗之地、中審之人,若此,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。”為了精益求精,也是為擴大影響,呂不韋還想出一個絕妙的宣傳該書的辦法,他請人把全書謄抄整齊,懸挂在首都鹹陽城門,聲稱如果有誰能改動一字,即賞給千金。 [7]  消息傳開後,人們蜂擁前去,包括諸侯各國的遊士賓客在内,卻沒有一個人能對書上文字加以改動。當然,這不一定就證明《呂氏春秋》字字珠玑,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,而很可能是因為人們都敬畏呂不韋的權勢,沒有人願意出頭罷了。不過,這樣一搞,其轟動效應卻是巨大的,《呂氏春秋》和呂不韋的大名遠播東方諸國。

值得一提的是,這部作于戰國時期的大作,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,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。《呂氏春秋》以道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學說,“兼儒墨,合名法”,體現了儒家的優點與特色。呂不韋借門客之手撰寫《呂氏春秋》,雖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,但在文化事業上确實是作了件大好事,功不可沒。呂不韋自己認為其中包括了天地萬物古往今來的事理,所以稱之為《呂氏春秋》。 “刻舟求劍”的故事就出自《呂氏春秋·察今》。

作者簡介

呂不韋(—公元前235年),姜姓,呂氏,名不韋,衛國濮陽(今河南省安陽市滑縣)人。 戰國末年商人、政治家、思想家,秦國丞相,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孫。

早年經商于陽翟(今河南省禹州市),将秦國質子異人帶回秦國,扶植其成為秦莊襄王後,被拜為相國,封文信侯,食邑河南洛陽十萬戶。帶兵攻取周國、趙國、衛國土地,分别設立三川郡、太原郡、東郡,對秦王嬴政兼并六國的事業作出重大貢獻。莊襄王去世後,迎立太子嬴政即位,拜為相邦,尊稱“仲父”,權傾天下。受到嫪毐集團叛亂牽連,罷相歸國,全家流放蜀郡,途中飲鸩自盡。

主持編纂《呂氏春秋》(又名《呂覽》),包含八覽、六論、十二紀,彙合了先秦諸子各派學說,“兼儒墨,合名法”,史稱“雜家”。

上一篇:珠江小姐

下一篇:悲士不遇賦

相關詞條

相關搜索

其它詞條